5.剧痛中的城（第2页）

　　这些母亲，一定不会忘记“七二八”那天的唐山机场。

　　采访笔记（三）

　　赵福，二五五医院一位男护士。一位在地震中折断了手臂的伤员。提到7月28日，他最难忘却的是医院的篮球场──那个堆满伤员和死尸的小小的四方空间。

　　球场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人，活的，死的，混杂在一块。死人的头上一般都蒙着条毛巾或手绢；活人在喊，在叫，由于胳膊腿肿胀，为了“减压”，医生用刀在上面划了一道道口子。我们也不知道疼了，只知道渴，只知道饿。有人给我一玻璃瓶糖水梨罐头，我往地下猛地一砸，把夹杂着沙子泥土和玻璃屑的梨块抓起来，一把把往嘴里塞。

　　我身边是一具死尸，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小个子男人。我的脑袋就枕在他的冰凉的胳膊上。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那躺的地方地势比我高，下雨时，水从他那儿往我这边流。我挣扎着爬起来，心说，对不住了，换个地方吧。一点点爬过去，把他挪到低处……雨真大呀，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我听人说过，地震后必有海啸，当时我心里直发毛：海浪卷来时怎么办呢？我决定往高一些的废墟上爬，可是我的胯骨也被砸裂，根本没法爬啊……

　　我就那样跟死尸在一起躺了一夜。

　　（许多经历过大震的人都曾说起，“七二八”之夜，整个唐山市区没有一星灯光，仿佛整座城市陷入了墨黑的海底。雨渐止，但阴云仍重重地压着，天幕上星光全无。黑暗中只有几点微弱的手电光，像墓地中的磷火。偶尔有几声犬吠，尖而悠长，显得格外凄厉。在救灾大军尚未赶到的时候，唐山坠入了死夜。那一夜，使多少人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死寂。）

　　第二天，我们医院不知从哪儿搞来一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外地转送。

　　进唐山的救灾部队已经源源不断地赶来，公路上人山人海，常常挤得水泄不通。我在车上听人喊：让运伤员的车先走！运物资的车往稻田里开！车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伤员越拉越多。

　　那一个个伤员的惨状，我多少年里都不敢去回想。太残酷了，地震真是太残酷了！就说跟我同车的人吧，有一个男的，脚已经没有了，皮翻卷着，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只有一根绳在膝关节处扎住大血管，他一路惨叫，叫得嗓子像被撕裂一样。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可能是脾脏破裂，车一颠簸她就“啊！啊！”地喊，她要车停下，说疼极了，实在受不了了，可车怎么能停呢？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求求你，同志！你把我打昏过去吧。求求你，把我打昏！我疼死了，实在受不了啦……”

　　我们被送到蓟县一个部队医院，只听一个战士喊：“活的往这边抬！死的往那边抬！”

　　我拉住一个军医，请他给我做手术，他说：“这里哪还能做手术？昨天一天，这儿就死了一千四百个伤员。管不过来啦！管不过来呵！”

　　我一看，医院的院里院外，遍地躺着人。火辣辣的太阳烤着，伤口腐烂的味儿，屎尿的味儿，直冲鼻子，苍蝇嗡嗡乱飞……我就在那里躺下，一直等到卫生列车到来。

　　（震后一二天内，当救灾部队尚未大批到达的时候，最早钻出废墟的幸存者们展开了紧张的自救。震后还活着的唐山人中，十之八九是被亲人、同事、邻居从瓦砾中救出来的。常常是一个自己挣扎出来的人，决定了几十个人的命运，这几十人又决定了另外数百人的命运。唐山人自救互救，自寻生路，自发组织向外运送伤员的情景十分悲惨。那些被砸得不像样子的破烂汽车，摇摇晃晃地开出唐山，缓缓地、艰难地从迎面压来的大批车马人员中穿过。它们不时停住，抬下一具具刚刚咽气的伤员尸体；不时被人拦下，又抬上去一个个早已候在路边的生命垂危的灾民。

　　唐山军分区有关抗震救灾的材料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方向盘似乎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半天爬不上去。车终于开到了玉田县城，伤员们一个个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没有回音。打开驾驶室门，人们惊呆了：那个司机本是一个重伤员，头部砸伤，肠子流出，左手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发现他已伏在方向盘上死去，驾驶室满地是血……）

　　当我奔赴唐山的时候，我身上揣着厚厚一迭纸条：“请帮我打听×××的下落！”“请寻找×××同志。”“请速了解×××家中伤亡情况。”……

　　我母亲也令我查询她的好友──唐山市民政局长蒋忆潮和他妻子周桂兰的情况。

　　蒋叔叔！看着我长大的蒋叔叔！

　　多么凑巧啊，正当我在废墟上开始第一天采访的时候，我在上海医疗队的帐篷前听到了那个熟悉的苏北口音。是他，他还活着！我飞奔过去，站在那个因砸断了肋骨而弓着背的老干部跟前。

　　“这小伙子，好面熟……”

　　“我是钱钢啊，蒋叔叔！……”

　　我一下子被一双颤抖的手紧紧抱住了。

　　“唐山，……你看我们唐山……”蒋叔叔失声痛哭。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颗破碎的心的深深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