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色救护车（第2页）

　　“送唐山！快把伤员送唐山！”

　　“嗨，唐山全平啦！”曹国成探出头去，“房倒屋塌呀，哪还有什么医院？你们赶快组织自救吧！”

　　“这是送信的车！”李玉林跳下车喊，“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上级早一分钟知道，就可以多活不少人！”

　　人群活动了。人们挪开尸首，搬开石头，移开横在路上的电杆。汽车从染血的路上通过。

　　五十迈＊（迈：英里。）！六十迈！七十迈……一堵堵断墙在窗外飞速闪过，一个个村落的废墟扑面而来。李玉林，这个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摩托车赛选手，是个身材魁伟、胆大过人的汉子；放高产时，他在井下连轴转地干过八班，矿井出事，他常常出现在抢救现场。此时，他**着上身，只穿游泳裤，紧盯着前方有着条条裂纹的道路。身着汗衫的曹国成，不时把他那顶矿工帽伸出窗外摇晃，示意路人躲避。年轻的司机崔志亮，紧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微微发颤。前方是玉田。

　　县委大院。背着手枪的县委书记正在废墟上团团打转。

　　电话！

　　哪里还有什么电话？

　　一位县委领导拦住曹国成等人，盘问不休。先问单位、身份、政治面貌，然后又仔细询问地委大院的情况。（人们后来才知道，他的家在地委院内。）

　　红色救护车又在公路上奔驰。电话，一路上没有地方可以打通电话。前面呢？前面的蓟县能有希望么？

　　当曹国成在蓟县县委被一连串烦躁的“不行”挡住的时候，他的脑袋都快急炸了：“走，赶快走！”

　　可是屋里跑出了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在寻找震中，刚刚赶到蓟县。

　　“你们是唐山的？快！快说说那边的情况……啊，……啊！……你们派一个人跟我们上唐山，我们派一个人跟你们走！”

　　车又开动了。袁庆武跟地震地质大队的车返回唐山，地震地质大队一位姓卞的跳上了红色救护车。快，快走！快去找电话！直到开至北京郊区的通县，李玉林和曹国成还想试图从一个工厂往北京挂长途。只听工厂的看门老头说：“还挂什么电话？有等电话的工夫，车就到了！”

　　对！开到北京去！

　　又是一个在瞬间作出的决定。从3点42分起神经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李玉林等人忽然发现，在寻找电话的路上，救护车竟然已经开到了北京的城门口。

　　红色救护车拉响警报器，风驰电掣般驶入北京建国门，沿着雨水浇湿的宽阔的大街疾速奔驰，不管路口是绿灯还是红灯。

　　“上我们地震局吧。”老卞说。

　　“你们向中央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回去整一份材料，有半天就差不多……”

　　“半天？那不比打电话还要费事！”李玉林几乎要吼起来，“上国务院！”

　　红色救护车向新华门飞驰而去。

　　在访问唐山矿病休干部李玉林和服务公司负责人曹国成时，我发现他们对当年的情景都记得那样真切。是的，这是烙在他们心上的一段特殊经历。时光如流，中国政治舞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匆匆过客已无可挽回地被人淡忘。但非凡的历史事件将被留下。对于曹国成、李玉林、崔志亮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在那一天见过谁，而是他们本身的存在，是他们为几十万濒死的唐山人所做的这一件事。

　　我有责任记下他们的回忆。

　　李玉林——

　　……救护车在距新华门十米的地方被一个警察拦住了。小崔刚剎住车，警战士就冲了出来。我光着上身，穿着裤衩跳下车去。警察问：“干什么的？”

　　我说：“唐山来的，到国务院报警……”

　　那民警态度倒很好，他说：“你们上国务院接待站去，府右街四号，六部口向右拐！”

　　到了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我穿上了一件修车的破衣服，正想进去，一看，两手的血，那是地震时扒一个邻居的孩子时，他母亲身上流出的。我蹲在路边，用地上的雨水洗净了血迹，又抹了抹脸，才往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