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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人不少。”

“加德满都，新德里，加尔各答，加，加拿大。”

“我喝过从加尔各答来的咖啡。”

“焦锅巴味。”

“那是你没放糖的缘故。那次，若巴头人请我喝那玩艺，他是在银壶里熬的，我说，焦锅巴味，头人说，蠢猪，他替我放进一块四四方方的四方糖……啧！”

“我当红军时也吃过那鸦片一样的东西。”嘎洛说。

“红军还吃鸦片。”

“刚到若巴家，伤痛时头人就叫我和他抽上两口。”

“你不是说当红军的事你不记得了。”

嘎洛一挥手，说：“算了，算了，还是说说留不留种子的事吧，啊。”

那些年头，人们总聚在一起，排遣愁苦与孤寂。母亲带着我坐在会场的某一角落，我总要千方百计摆脱母亲，在火堆边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这时，总有人把粗砺的大手放在我头顶，我坐在一大堆细腻的尘土上，听话题不时转向我们家族昔日的富贵与荣耀。而使我与这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家族发生关系的父亲却是村里惟一不在会场的人，他只能坐在自家矮小土屋的火塘旁，手中攥着一张我从学校借回家的《参考消息》。他曾经向我详细讲述过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中间怎么会隔着一个印度这样与我们生计无关的问题。

一夜会议不得结果。并不意味着下一夜聚会就会使我们全村人的肚皮做出获得一个令人感到实在可靠的保证。这仅只意味着在一大溜袒着肚皮贴着墙根晒太阳的社员们注视下，父亲又得从残雪斑驳的树林中背回五大背干柴。冬天里无所事事的男性社员们漠然望着父亲一次次穿过广场，望着大片冻结的土地上野鸽和轻捷的云雀成群飞起又降落。

冬天林中的积雪被风聚集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旋涡。我总要尾随父亲身后，帮他拾掇柴禾。父亲毫不领情地用刀背砍我，用绳子抽我，我一切都能忍受而不哭泣。终于有一天父亲动用了拳头，他恶狠狠地把我打翻在蒙着一层青色苔藓的岩石上，看到我口中的血一滴滴顺下颌慢慢地淌，把地上的积雪染红，父亲膝头一软，差点就跪在我面前。风在树林上空打着失利的唿哨。我想我看到了泪水怎样在他眼眶中打转，我转身奔下山岗，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我差点哭出声来，可她替我揩净血迹时又开始恶毒地诅咒我父亲。我咬伤了她的手，我恨她，她恨父亲，她和彩芹老师无法比拟。

后来，父亲就默许我跟他上山了。

我们坐在雪地上歇息时，父亲说：“你大了，阿来。”

一股暖流从头顶滑向脊梁，然后蹿向十根冻木的脚趾。我把脚趾紧紧蜷拢，不让这暖流从趾尖逸出。

我说：“阿爸。”我想像猫一样蜷缩在他脚前，我冷。

挂在冬日灰色天空中的太阳像一只迎风流泪的眼球。

“那天，你从对面坡地上下来，我才觉得你长高了。我想我看错了，我把挂书包的钉子往上移了，可你还是一伸手就挂上去了。”父亲笑笑，这是多少年以来，父亲第一次露出微笑。

父亲掏出一支经济牌纸烟点燃。

他又递一支给我。我摇摇头，泪水就下来了。

他又尴尬地笑笑。

“我想你饿了，抽烟抗饿。营长叫我抽烟时就说饱吃冰糖饿抽烟。”父亲粗糙的手指从我脸腮上刮去泪水，说：“大了，娃娃，男娃大了，鸡鸡上就要长头发一样的东西了。就要想女人了。”

我趴在地上，屁股朝天撅起，哭着说：“阿爸阿爸。”

在当时我差点就要对彩芹老师重复父亲对我说过的那句话。

她却趴在地上，看几只蚂蚁排成单行，从一片草叶渡向另一片草叶。茅草叶又瘦又长，闪烁着接近透明的翠绿。

至今，我仍把珍藏于心中的这个秘密，视为深长纯洁的初恋。

我们走出树林，站在村后的山丘上，妇女们一边筛选麦种一边等待分配锅里的杂碎。年轻人把宰杀出来的牛羊肉背到沟口，装上等在那里的供销社的卡车。我们站在山上，广场上的人被我高高在上的目光压成了一些蠕动的扁平的物体，强烈的日光使他们的躯体失去了明晰的轮廓，使他们实在的肉体与只是一片虚空的阴影——他们自身躯体的影子团在一起。他们的背像是沉甸甸的龟类的甲壳，壳下伸出摆动的四肢，短小而又缺乏呼应，真正龟类行动时肢体间协调的那种呼应。那些和我们同一个村子的人的行动笨拙而可笑，双腿沉重，仿佛被噩梦扼住喉咙时乏力的四肢一样。关键在于他们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中有我母亲，我的堂兄妹，表兄妹和我同村的乡亲。我心情沉重。林中一阵凉风吹在背后。少年时代的我俯视那热闹的沉迷于节日气氛的广场，就已经深刻感受到命运的沉重，我敏感的心胸被颓丧与虚无的情绪无情咬噬。

下山时，我用一根坚韧的桦树条拦腰扫断许多碧绿的野草。

彩芹老师执意要我把一朵紫罗兰色的复瓣的小花插在她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