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录（二）（第2页）

　　云南龙陵发生七点四级地震。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主任丁国瑜赶赴地震现场工作。

　　专业人员又一次感到情况紧迫。几天后，当四川大邑出现一些异常情况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奉命风尘仆仆赶赴西南。

　　1976年6月21日──距唐山地震三十七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刘德富根据气象资料分析，发现唐山地区出现1969年渤海七点四级地震前的类似气象现象。中国东部形势也日益微妙。

　　1976年6月26日──距唐山地震三十二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黄德瑜根据小地震活动分析，认为渤海西岸有问题。

　　1976年7月5日──距唐山地震二十三天

　　北京市地震队耿庆国发现北京地区一周来的气象要素中，出现四项异常：

　　日降水量──6月29日突破历年同日降水量的最高值；

　　日平均气温──6月30日至7月4日连续五天突破历年同日平均气温最低值；

　　日最高气温──7月1日和7月4日分别突破历年同日最高气温的最高值；

　　日最低气温──7月3日、4日连续两天突破历年同日最低气温的最低值。

　　只有日平均气压这一项指标还没有出现异常。耿庆国认为，只等低压指标突破，就可能进入临震状态。他立刻赶赴唐山、天津、廊坊收集气象资料。

　　1976年7月12日──距唐山地震十六天

　　似乎又是一次“蓄谋”中的戏弄，一次“地震会议”的会址，竟然选在唐山。据国家地震局干部周英志回忆：12日，出席京、津、唐、渤、张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的代表陆续到达唐山。到火车站接站的工作人员，手举“地震会议”的木牌，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

　　“怎么？唐山要地震？”人们纷纷询问。

　　“没的事！我们交流经验……”

　　同日，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召开“批邓反右”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会议形成的上报科学院的紧急报告称：“胡克实一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次又大刮右倾翻案风，他的问题的性质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鉴于此，已不宜再主持局党的领导小组的工作，应免去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检查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伙抢班夺权的滔滔浊浪中，国家地震局也没能成为安定的绿洲。三里河的大楼和中国的无数大楼一样，充满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

　　1976年7月13日──距唐山地震十五天

　　北京市地震队已有华祥文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旱震关系和短期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该区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京郊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其它人提出京、津、唐、渤、张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累计七大异常！

　　当晚，北京市地震队在队长邢景孟的安排下，由业务组组长鲁连勤和副组长张国民出面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书记白介夫汇报。白介夫指示：要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并立即把震情危险性向国家地震局做汇报，听听国家地震局的看法……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十四天

　　北京市地震队发出工作简报第二十九期《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视的意见》。

　　简报称：“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应力场正在增加，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在当前的地震形势下，为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首都的光荣政治任务，按照（北京市科技局）党委指示，我队全体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高度警惕当前地震前兆的发展和变化，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

　　同日，国家地震局汪成民接到北京市地震队张国民的电话。张国民汇报了北京队的“七大异常”，并要求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汪成民经请示已从四川回京的梅世蓉副主任和局领导，答复张国民：“要求给一周的时间，以便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并派人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一下那里的异常情况，再听取北京队的震情汇报。”听取汇报时间定为7月21日。

　　同日，地震地质大队依据京区各台站地应力突跳异常，提出短期预报意见。

　　1976年7月17日──距唐山地震十一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会场。

　　刚刚赶到那里的汪成民要求在会上作震情发言，会议主持人查志远因“日程安排较紧”而未同意。汪利用休息时间召集部分代表座谈。他的谈话要点：（1）近来情况较多，大家要注意。我们注意的重点是唐山、滦县一带。（2）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临震突变异常不多，希望大家提供。

　　汪成民向代表们散发了三百多份调查表，要求大家填毕寄国家地震局。表格样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