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宾馆（第2页）

　　这时，李宝昌正带着人闯进大楼。他们攀上断裂的楼梯，踩着摇摇欲坠的楼板，撞开一扇扇错位的房门，寻找那些被砸伤的或是无法自我脱险的人。

　　惊惶地缩在墙角，正不停地在胸口划着十字的几位丹麦老人，像是在大海的狂涛中看见了救生圈。一位哭泣着的老太太，一把抱住了李宝昌。赤脚的李宝昌首先扶起老人，踩着尖利的碎玻璃、钢筋，小心翼翼地将她背出危楼。

　　那边，随时可能倾塌的四号外宾楼正在发出紧急呼救。

　　不惜一切，抢救外宾！那一刻，这意念竟牵动了多少刚刚离开死亡、刚刚从废墟里钻出的中国普通百姓的责任心。他们纷纷奔向外宾所住的危楼险区，钻进各个角落寻找、呼叫，冒着可能再次遭受的生命危险。

　　李宝昌等赶到了四号危楼。他们在岌岌可危的墙壁上架起了一个梯子。二楼──实际上是塌落下来的四楼，断壁下躺着血淋淋的日本人片冈。唐山市警卫处的李永昌、地区公安局的小崔一起攀登上去。片冈脸色青紫，一块楼板重重地砸在他的骨盆上。无法往下抬，抢救者用毯子将他裹起，两头各拴上一条床单，慢慢地，通过斜靠墙壁的梯子往下“顺”，上边放，下边接。

　　片冈在剧痛中惨叫。

　　李宝昌大喊：“先别管他疼！救命要紧！”

　　又一个异国人逃出了死神的巨掌。

　　一个小时之后，宾馆内抢救的**暂告平息。这些在今天回想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恐怖的所有来自异国他乡的外宾们，从来也没有能够忘记当时在中国经历过的这一天：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一夜间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他们淋着雨，在宾馆废墟前的小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上披着花窗帘，头上四个人顶一床棉被，围着一堆用蘸煤油的碎木片燃成的小小的“篝火”……

　　冷。渴。饿。除此以外，还有在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中体现出的友谊和忘我。

　　从宾馆的果树上，中国人给外宾们摘来了又小又青的苹果。“权当早餐吧！抱歉的是没有水洗，没有刀削。”“不，不用了，现在还讲究什么？”都是受灾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用手势在说话。他们用床单擦一擦“青果”，就往嘴里填。那酸涩的滋味一定终生难忘。

　　一位丹麦女医生在为受伤的中国翻译擦洗伤口；另一位丹麦朋友伏在地上，为刚刚抬来的中国伤员铺展床单。风雨中，身体虚弱的日本人和法国人背靠背坐着，相互支撑。更多的人在照看着正在呻吟的日本重伤员。

　　还有三个日本人没有找到。

　　当几乎筋疲力尽的李宝昌又一次带人钻进废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群法国人和丹麦人也自动地跟在他的身后，领头的竟是法国访华团六十岁的团长蒙热。

　　“我们也要去找日本人……”

　　“不，不行！”李宝昌被这意外的情况弄得不知所措，“你们，快回去！”

　　可是外宾们已经奔上了废墟。

　　李宝昌通过翻译喊叫：“你们别参加！别参加！你们幸存下来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不能让你们再被砸伤！”

　　几个年轻的外国人挣脱开拽住他们的手，已经跑到了中国人的前面。

　　一位法国太太也跑了上来。她脱下自己的高跟皮鞋，塞在李宝昌的手里，又指指李宝昌被鲜血染红的**的双脚。

　　所有的人回忆起来，都认为这是奇异而动人的一幕：在一片黑魆魆的废墟上，白种人、黄种人，自动地组成了一个救死扶伤的集体。他们身边是随时可能倒塌的断柱、残壁，他们头顶有晃动着的断梁；然而他们除了记着那几个濒死的生命，已经把一切都忘了。他们忘了伤痛，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国度。那一瞬间一切都模糊了。

　　踮着一双法国高跟鞋的李宝昌在喊叫，在指挥。法国人、丹麦人、中国人在一起寻找日本人的踪影。

　　人们最后发现：日本专家田所良一、武腾博贞已经遇难，身负重伤的须永芳幸也在送到唐山机场后死亡。

　　7月28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决定派一架专机到唐山接运外国人。